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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任白
作者:    

任 白,1962 年生,诗人、媒体人,发表诗歌、小说数十万字。长春《新文化报》总编辑。该报是吉林省发行量、影响力最大的日报。
 

一切从对“一代中国精英毁于贪婪与麻木”的忧患开始。
 
据说,每个诗人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。 认识任白老师之后,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。 大多数诗人,起码任白,是忧患的。
 
因为长久地注视星空,看得见夜空中闪烁的先贤智慧的星光;因为深沉地热爱这片土地,听得到失语的人群心底空洞的呼啸;因为在无人处时常翻开内心的井盖,偶尔会泄漏出积郁的沼气……他们的躁动和不安,来自深深的忧患。
 
崔健“被勒令退休”后写下了《留守者》,不是为了坚挺地活在歌迷的心中,而是为了献给所有在自己的国土上坚守信仰的被勒令退休人们,写给老人,写给儿童,写给妇女。他离开了虚无的舞台,却让自己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中国的土地上,我在崔健身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——于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。 在任白身上或者他的诗里,也有这样的光——任白带着些许非此即彼的思维,写下了他的 “耳语”。
 
他把《耳语》献给“这个最好和最坏的年代,献给希望的春天和绝望的冬天,献给芜杂的历史……献给最好和最难的爱”。在这崔健都要认怂的时代,任白没有向谁“呐喊””,但,谁又能说这样的声音是无意义的?事实上留守者需要坚守信仰的勇气,漂泊者用异国生存换取内心自由也需要极大的勇气,二者就像以赛亚·伯林所言,既有积极自由,也有消极自由,都是应该鼓励存在的。
 
变革年代,无处安放的时代烙印
 
有时候,人生的最终解释权,并不归自己所有,所以人们总是想留下一些曾经存在的证据。写下《耳语》时,任白或许并没有意识到,它会是时代与他个人的双重心电图。
 
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任白,经历了新中国史诗般的 30 年。从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,在梦想与创痛,失望与挣扎中,个体的命运与时代共振,时代给任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。有人消磨掉了这样的印记,任白却无法将这样的命运“放到一边”,他想唤醒人们对精神困境的关注,然后找到方式去面对它,不管用“耳语”还是用“争吵”——怀有心事的人会先醒来,任白选择了独自前行。
 
兜兜转转后,任白成为了一个新闻人。作为新闻人的成就感、参与感,对诗人任白来说有很大的诱惑。
 
白天,任白保持着新闻人的理性,诗性则昼伏夜行。虽然诗歌与生活存在“先天的敌意”,但是诗人和新闻人有一点是共通的——对世界的敏感。 时刻保持对生活的敏感,才能规避疲惫生活中的麻木。
 
在任白的生活中,新闻在左岸,诗歌在右岸。新闻人的职业,为诗人任白提供了广阔的背景,意念想法情绪从这里生成,痛点和快乐,全部源自这条河。“一生游走,只对道路保持忠贞”的任白,找到了写作这条路径,来释放内心的“沼气”。于是他停笔了,又重新拿起笔,离开了,又回来了。希望和绝望是伴生的,对任白来说,只有写作能够带来安慰。虽然获得安慰的过程是痛苦的。
 
当简单的篇章、碎片式的诗歌,不足以抒发满溢的思想,任白需要有结构和框架、有宽度和长度的表达方式,容纳他的所思所想。那一刻,任白决定写长诗,于是“阵痛”了一年写出《耳语》和《未完成的安魂曲》。
 
有时候任白甚至会主动“找虐”。日常写作带来的无力感并不足为惧,真正要避开的是写作带来的“陷阱”,一遍遍重写,一遍遍推翻,带来的后果是,一遍遍重复和虚无、失败、衰老的抗争——这或许是作家最伟大的地方,经历过世间悲喜,还能心怀悲悯,坚定不移。
 
不信你看,见过上大学时,年轻、文静的任白,人们会发现他的眼神极有光芒,是那种热烈中有坚定、繁华中有宁静的光芒。几十年过去了,他的眼神依然如此坚定,充满光,就如同闪耀在他诗中的那种坚定和光,果真诗如其人。
 
真正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
 
写作,让任白“认清自己的恶”,让他在命运面前保持该有的体面,“在有限而又悲惨的命运中保持一个体面的姿态”,我们该为这样的任白和任白们喝彩。体面不只是外在的光彩,而是内在宇宙丰盈宽广的外溢。唯有顺境逆境都活得体面的人,才配得上命运的补偿。
 
“不哭不闹地履行自己的命运,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”。任白不屑于在朋友圈里“撒娇”,展示自己的伤痛。尽管相当一段时间,诗人任白也曾书写过各种苦乐掺半的日常经验,但是文人的感性告诉他——那些能够让人精神成长的绝望,那些让他产生精神巨变的时代和经历,才是他真正想要抒写的。
 
真正的希望来自自身,来自对自己的觉悟和发现。任白想要“认清自己的恶,也认清它的边界,并竭力摆脱它的控制”,这是人的起点,也或许是任白寻找到的希望的路径。认清内心的矛盾、迷茫、纠结、痛苦的根源,才能找到安放消化这一切的方式。或者,可坦率去面对它,超越它,找到与之和平共处的方式,等等。 《耳语》就是这样强大的武器、工具,帮任白达成这一切。
 
任白书写着他的真实感受,说给命运,说自己,也说给别人。和亲密的人说,也和陌生人说,和一部分人建立情感上的密切的联系。命运和命运总有相似,困境和困境相通,那救赎的方法,也一定有经验可以借鉴。
 
诗人以己为鉴,帮助同时代的人,去面对他们的困境。任白说,他没有想过“振聋发聩”,但是能说出真切的想法和情绪,足够真诚,足够与人所思所想、怕与爱,与某一人的期望、恐惧足够相关,就算分贝小,但也可能会被听到。
 
任白说,这就是他的“初心”。就算“一滴水渗进沙漠,转眼就不见了,但它还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舔湿了某粒砂石”。
 
当然不只有“初心”,任白还有一点“野心”。

当文学变得“玛丽苏”,艺术家变成商人,任白却以长诗这样不讨好的作品,直面我们疏远已久的真实。他说,写作必须揭示生活和时代的真相。
 
这是一个充斥着泡沫的时代,从众者多,追随者众,直面自己的人却很少。将自己武装成庞大的个体,内里却是经不起摔打的泡沫,只有挤出泡沫,才能还原本真的东西。
 
或许, 泡沫是挤不净的, 但任白希望自己做这个时代的一块石头, 大水冲过时带走泡沫,石头却能靠着自己的重量留下来。一个诗人活在他的时代,怎么可以不在诗作中留下那个时代的苦难痕迹和青春愤怒呢?
 
任白想保持“愤怒”,也保持对外界的“敏感”。在注意力稀缺的嘈杂社会中,一些人退回到个人写作范畴,沉陷在自己的情怀感觉里,自得自足地玩味自己的修辞和想象。诗坛遍地扑腾着欲望的魅影,轻薄地浅斟低唱着他们的所谓爱与哀愁,心与灵却在飘向佛陀抑或众神。那样的诗可能会成为流行款式,但是其内在的锋利和疼痛,早已失去了诗人的敏感。
 
不能说回到个人内心路径的写作,是无意义的。但如果无限制地并且无深度地挖掘个人经验,在新时代的浪潮中,终究会错过这个时代的真相,失去与大多数人的共鸣。
 
把自己放在无法避开的环境中,放在一个有共同关切和矛盾纠葛的社会中,任白觉得,唯如此才更有意义。你关心的、关切的,恰好很多人也在关切,这种投射才能给作品带来价值。
 
艾青说,个人的痛苦与欢乐,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。任白认为这是可以总结每个人一生,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:用痛苦换来的欢乐更深刻。
 
越往前走障碍越多,任白的诗也越写越长。但障碍并不应该成为文字的游戏,不应成为写作者赏玩的对象, 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。 时代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,诗歌就是对这种痛感的回应。诗人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,也需要仰望星空。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,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。
 
“小时代, 看姿态。 ” 这是任白写在朋友圈的签名。 任白在 “放不下” 也无法放下的时代中,保持着写作者的体面。也许他的世界少人能全懂,入味深沉,看座皆惊,依旧的涛声,志难求同。但,这并不妨碍他发出声音,总有人会听到不是吗?
 
《耳语》里有一幅钢笔画,是一只手,任白亲笔所画。任白说,他喜欢手,因为它既是劳动者又是言说者,因为它默然劳作,率真言说。
 
愿他手写他心,无论春夏秋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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